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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危机的经济根源


狂人特朗普最近又发飙了,这一次不是伊朗,不是俄罗斯,而是土耳其。

 

特朗普看准了土耳其经济的脆弱性,里拉大幅度贬值,目前已跌掉40%。这次“美土”危机有导火索——第一,2016年,土耳其逮捕美国牧师布朗森,关押21个月,理由是“协助恐怖组织罪” 。第二,美国在叙利亚扶持3000万库尔德人,侵犯了土耳其的核心利益。

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土耳其危机的经济和金融根源。正如周小川行长在今年8月11日预言——“有一个趋势,美国在最近若干年开始比较倚重于金融制裁。过去,国际上如果有什么问题,有政治解决途径、外交解决途径、军事解决途径。大家回想一下,上个世纪,可能没怎么使用过金融制裁途径,但是现在金融制裁变得比较普遍。”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两年的全球经济格局。

2017年,全球经济体呈现出共同复苏的景象,其中,新兴经济体由于增速更快,其股市和国内资产受到全球资本的追捧。进入2018年,全球增长出现分化,欧美经济体复苏更为稳健,美国尤为抢眼,相反,新兴经济体增速调整。随着美元加息和美元指数的上扬,全球资本回流到美国。除了土耳其,巴西雷亚尔、南非兰特和俄罗斯卢布先后遭受冲击,人民币汇率年内也出现10%的贬值。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优先”的战略带动美元指数快速升值。全球资金从新兴经济体抽出,将带来这些国家的货币危机、债务危机,带来股市、汇市的震荡。从历史上看,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主权债务危机(委内瑞拉、阿根廷、乌拉圭等),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泰国、香港、马来、印尼等)都是经验教训。

十年之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有开始出现“熟悉的”变化,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战略,带来资本流动逆转,出现以土耳其为代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里拉持续贬值

其次,土耳其金融危机是如何传导的?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元和欧洲的量化宽松在全世界放水,维持低利率,美元涌入资产收益率较高的新兴经济体,这些国家也需要外币资本来支撑国内的发展,因此积累大量的对外债务。

从历史上,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上看,货币当局为了抑制货币贬值,紧缩货币政策(加息、管制),引发国内资产价格(股市、地产)大跌,民众信心悲观,资本外流加剧

现在的国际规则对新兴市场国家是不公平的。周小川行长在前几天的40人论坛上就有所指,“我们也会对国际规则有一定的意见。在过去中国比较弱的时候,有些事,他们规矩都制定完了,我们也没太多的发言权。当前有一些国际规则我们都参与了,但是我们也不觉得是特别公平,特别是对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不特别公平。”

这种规则是怎样的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分析:新兴经济体为了贸易与投资的便利,倾向于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制,但是又不能执行维持固定汇率制所必须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这是新兴市场国家出现危机的重要原因。

最后,土耳其危机的政策根源“通往奴役之路”

不同于美联储拥有很大的货币政策独立性,新兴经济体很多是“独裁”政治,央行缺少足够的独立性。未来获得连任的“选票”,大搞高福利,财政赤字大幅扩张“乱花钱”。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有独裁倾向。自2003年3月出任土耳其总理,并连任第59和60届总理。现在,为了进一步执政至2028年,他关闭媒体,逮捕法官和反对派议员。政治风险的上升造成土耳其资本外流加速。对于货币政策,埃尔多安大加干预,声称:利率为“邪恶之母”,逼迫央行降息以扩张信贷,2017年土耳其通货膨胀达到了11%,汇率大幅贬值。土耳其短期外债依赖度接近100%。一旦美元加息,土耳其的雷自然引爆。

 

“一夜暴富”成刚需下的人性险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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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危机的经济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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