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火的政信信托,自带风险避雷针

摘要:房地产、地方政信和工商企业一直是固定收益类信托的主要项目来源。2019年,随着监管对房地产项目融资的收紧,房地产前融基本被锁死,信托市场上,房地产的融资项目也愈来愈少。

最火的政信信托,自带风险避雷针

织梦

个人介绍:一条在人力资源和金融行业漂流碰壁的咸鱼。擅长资产配置、信托、股权投资。


房地产、地方政信和工商企业一直是固定收益类信托的主要项目来源。2019年,随着监管对房地产项目融资的收紧,房地产前融基本被锁死,信托市场上,房地产的融资项目也愈来愈少。

最火的政信信托,自带风险避雷针

统计数据显示,三季度房地产信托募集资金环比减少了27.50%,为1529.18亿元。无论是集合信托产品发行,还是成立募集规模,都出现了明显下滑。房地产信托呈现出明显的“急刹车”现象。

工商企业类项目,随着近两年的集中暴雷,投资者持相对保守的态度。

固收信托的“三驾马车”中,唯有地方政信类的项目,随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持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的指导意见》的出台,一路高歌猛进,开启了“城投满天跑,政信多如狗”的模式。

从金额来看,三季度 基础产业信托募集资金1087.55亿元,环比增加0.13%,同比增长89.73%;从规模占比变化来看,三季度基础产业类信托规模占比25.49%,环比增加4.22个百分点。

理财师推荐政信信托的理由和投资人中意他们的理由一致,收益相对较高、风险相对较低。大家一般都认为,“有政府托底的项目,能有什么风险”?

那么,政信信托,真的自带风险避雷针吗?政府会为所有的基础产业项目买单吗?政府会一直为这些项目托底吗?
 
最火的政信信托,自带风险避雷针
融资平台 = 政府的举债主体

政信类信托又被称为基础产业类信托,一般涉及的项目多是政府的基建项目,且多以最终债务人为地方政府形成债权关系。无形中,它是一种以政府信用为基础的金融活动。

最火的政信信托,自带风险避雷针

政信信托发展至今也不过25年。20世纪90年代,在国家实行 分税制以前,中央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财政入不敷出,财政部从每个省“打白条”,勉强维持财政支出。

1993年,时任总理的朱镕基接手分税制改革。1994年,财政部推出“分税制”改革,国税和地税分别征收,结果国家税收增加、地方税收减少。当时的《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并没有发债权利,但地方政府又肩负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地方税收减少了,而光靠国家补贴又不足以支撑地方政府投入基建,地方政府只得寻找其他融资渠道。于是,地方融资平台应运而生。

地方融资平台,是指各级地方政府成立的以融资为主要经营目的的公司,如不同类型的城市建设投资、城建开发、城建资产公司等,他们主要以经营收入、公共设施收费和财政资金等作为还款来源。
 
最火的政信信托,自带风险避雷针
数据来源:wind
 
从1994年地方融资平台成立,一直到2007年,都属于地方融资的起步阶段,政信信托也一直不温不火。直到2008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出台,政信信托步入了飞速发展的快车道。

彼时,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在启动四万亿投资计划的同时,中央政府也对地方政府建立融资平台进行基础建设的模式持认可和支持态度。在政策的默许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大量诞生,大规模举债进行基建投资的场景也随处可见。

野蛮发展到2010年,融资平台所带来的地方政府债务快速增长和由此带来的高杠杆,也渐渐地进入到监管的视野。政府开始尝试对投融资平台进行规范与约束。
比较典型的就是2010年19号文《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和2014年43号文(《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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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第一次将融资平台项目分为 公益类项目、准公益类项目和非公益类项目。后者明确规定,地方政府不能通过融资平台举债,赋予地方政府适度举债权,并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融资,鼓励政府与 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诞生。

PPP模式是Public - Private – Partnership的简写,其实是将部分政府责任以特许经营权方式转移给社会主体(企业),政府与社会主体建立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全程合作”的共同体关系,政府的财政负担减轻,社会主体的投资风险减小。它以政府参与全过程经营为主要特点。

接着,全国各地开始大规模推动PPP项目,但随之而来的是,不规范运作、不适宜采用PPP模式和未建立付费机制的PPP项目大量出现。

2017年,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对PPP项目进行清理整顿。随着财办金92号文(《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管理的通知》)和国资发财管[2017]192号文(《关于加强中央企业PPP业务风险管控的通知》)的出台,央企参与的PPP项目受到抑制。
 
从2016年四季度之后,政策基调就从“稳增长”转向了“防风险”和“严监管”,包括对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的债务监督和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同时,将地方债务分为政府债务和或有债务进行分类统计。

其实,从2014年开始,地方融资平台就在政策指导下开始了转型之路。其中,最主要的转型思路就是从单纯的资产、资金对缝平台向城市资产运营商和城市综合开发运营商的转变,建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发展”的市场化运营主体。

也就是说,转型后的政府平台会剥离政府融资功能,但还是地方政府的“亲儿子”,在取得施工资质方面存有优势。
 

政信信托 ≈ 抱“政府大腿”

随着金融强监管,国家在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进行清理与规范。现有的融资平台公司中,绝大多数已经剥离了政府直接融资职能,以地方国企形式存在于市场,即业内通常所说的“退出类平台”,他们成为了政信信托的主要融资主体。

虽然剥离了政府职能,但从融资平台公司的主营业务看,融资平台公司主营业务绝大部分依然是政府的基础建设类工作,而融资平台公司的收入来源,也依然主要是政府的收入及补贴,只是形式上由直接融资平台转换为政企合作关系。

政府需要融资平台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而融资平台也需要政府的项目和收入生存,双方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只要这种相关关系还存在,政府对城投公司的依赖仍将持续,这也决定了融资平台公司的存在性和合理性。

换一句更通俗的表达,地方政府仍然会为融资平台公司的项目买单。因此,理财师或投资人来考察政信信托产品时,最主要的就是考量地方财力。

最火的政信信托,自带风险避雷针

目前,市场上的政信信托产品有六成以上集中于五大特定区域,分别是江浙地区、 齐鲁地区、川渝地区、长株潭城市群和云贵地区。

不妨逐一分析:
长三角的城市群发展一直较为均衡,呈现出遍地开花的特点。所以,江浙地区的政信融资需求持续旺盛,其主要用于满足本地“继续城镇化”和域外人口流入带来的城市扩容,以及传统轻工业和各类制造业升级带来的产业扩容。在投资市场,江浙的政信信托产品一直受到市场热捧,并牢牢占据着政信市场的半壁江山,尤以镇江、泰州、盐城、淮安、湖州五地市为最。

齐鲁区域的征信信托处于江浙之后的第二阵营,主要投向“继续城镇化”带来的城市扩容,以及配套本地土豪的园区建设。其中,齐国发源地潍坊和鲁国发源地济宁两地所辖的县市占据大部分比例。山东政信融资起步较晚,但涉关他们的政信信托中,增信措施中一般都有抵押物,这是政信信托中较为少见的。

川渝地区是西部最发达的区域,也是公认的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这一区域的政信信托形成了目前的第三梯队。其中,尤以环成都郊县为最,包括龙泉驿、新都、金堂、都江堰、新津、温江、郫都、青白江、崇州等,虽然这些地方的财政收入绝对值不高,但波动比较小。

与前三大区域比,长株潭城市群属于后起之秀。这一区域的政信信托多集中在湘潭、株洲、浏阳、宁乡、醴陵、攸县、长沙(县)等等,在经济驱动逐渐转向内向驱动的背景下,这一区域的竞争力和财力后劲都比较足。

云贵地区虽然经济上较为落后,但政信融资需求一直非常旺盛,其主要投向包括城市道路、棚户区改造、产业园区建设和旅游区开发等领域。在若干个时间段,云贵区域都牢牢占据政信融资的第一把交椅,有时甚至出现“政信半贵州”的局面。不过,从今年二季度以来,各家信托都纷纷收紧了该区域的准入条件,云贵政信产品变得凤毛麟角,且偶尔出现的产品也呈现出收益明显高于其他同类产品的特点。

当然,地方政府会为融资平台买单并不能就此解读为“城投刚兑”,因为它既不符合监管精神,也不符合实施情况。

最火的政信信托,自带风险避雷针

近年来,财政部剑指地方违规举债,表态“打消地方债中央买单和政府兜底幻觉”,地方省级政府也提出了“谁使用、谁偿还”、“绝不为州市县政府债务兜底‘埋单’”。在此背景下,一些地方融资平台就出现了无法“借新还旧”的流动性问题。同时,从2018年开始,也陆续有政信信托延期兑付的消息传出。

因此,虽然政信信托自带了风险避雷针,但理财师和投资人在挑选产品时,仍应摆脱对政府信用的过度依赖,回归到从信托项目本身来进行风险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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